zhuqizi的博客

 　迈克·华莱士，1918年出生于美国，自幼聪颖，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麦兹根大学，开始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他受聘于底特律一家电台，后在芝加哥主持“姿帕斯讲场”引起全国轰动。1951年，华莱士迁居纽约，辗转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第五频道之间，创办并主持了“迈克·华莱士追击”、“60分钟时事杂志”等震撼美国的新闻栏目，并以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实践追踪式报道以及揭露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在世界传媒领域被誉为“新闻怪杰”。

　　华莱士是一个怪人。他的不少朋友都这样评价他，说他“无惧、无耻，但极棒。”作为新闻奇人，他喜欢穷追猛打式的新闻采访方式，对新闻的执着到了“顽固”的境地。美国舆论界对他褒贬不一，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正义的化身，而反对派送他一个“胆大妄为”的称呼，弦外之音讽刺他是一个少有的麻烦制造者。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争议？这个人身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与新闻结缘

　　华莱士的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父亲是一个老好人，供职于一家保险公司，沉着稳重的工作作风为他赢得了一个行政职位；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很会处理邻里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波士顿市民家庭。1918年，华莱士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又一个男孩。

　　童年的华莱士调皮捣蛋，曾因去超市偷口香糖而受到母亲的严厉惩罚。他很小就表现出音乐的天赋，7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经常在一大堆女同学面前一展身手。年幼的华莱士在女生面前的表现欲分外强烈，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他找到了表演的乐趣，他的音乐老师迪克森说：“迈克的音乐天分仅次于他能言善辩的口才。”

　　考入麦兹根大学以后，华莱士才开始为自己未来的人生进行设计——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保险行政人员？做一个像迪克森一样的音乐家？做一个像哈里·迪克一样的网球明星？……

　　这些念头依次闪过他的头脑，但似乎都不是他最大的理想，渴慕展现自我的欲望和表演的天赋让他对老师和律师这两个职业情有独衷。无论是老师还是律师，都可以让华莱士充分发挥他的口才优势。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启迪人生；律师是一个需要正义感和道德观念的职业，在人们需要正义和公理的时候，华莱士渴望随时献身。他锋芒毕露的才华加上维护正义的心理，令其对自己未来的责任不容置疑。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个新的行业——广播行业悄然兴起，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正在等待那些拥有美好声音和才华出众的人。迈克·华莱士在大学一年级末被人推荐，首次走进大学电台。他一跨进演播室就像被电击一样，看着那些奇怪的设备，他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家，虽然那些东西他从未见过，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的感觉涌流在他心中，像是童年的小摇车，里面藏着一种久违了的亲切。他突然说，“嗯，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

　　电台播音员，这竟成为华莱士为自己选择的职业，他的父母莫名其妙，那么聪明的儿子怎么会选择做播音员而不是音乐家或是网球手？“播音员”在华莱士的家乡波士顿的布克林还是一个破天荒的新名词，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能不能与老师和律师相比呢？

　　母亲给儿子打电话，“迈克，很多人在布克林听到了你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所有的人都很高兴，我们都以你为荣。但是，播音员是个什么职位？它可以竞选议员吗？”母亲的声音里既有幸福又充满了质疑。

　　“不，妈妈，它比议员更棒，因为整个美国都在聆听我的声音，而议员却做不到。”迈克高兴地回答。

　　毕业后迈克选择留在底特律的一家电台。到1940年，底特律的小电台显然已经容纳不下华莱士大展拳脚，此时已小有名气的他携带新婚的妻子诺尔玛·嘉比进军芝加哥。

　　崭露头角

　　芝加哥是一个等待天才的巨大舞台。它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底特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预示着这个地方是精英和冒险家的乐园，任何有为的青年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迈克的声音随着无线广播到处传送，他用自己的声音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无线广播的初期，没有新闻评论员，广播招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讲故事，评价播音员好坏的标准在于他（她）的故事讲得如何。

　　迈克是广播行业的宠儿，在芝加哥，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征服听众的才华——刚满23岁的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风城”最受欢迎的表演者——读报者放下了报纸，主妇们忘了针线活，孩子们更是睁大双眼……他们全在聚精会神地聆听迈克的节目。

　　自信的他再一次感觉到抱负满怀——要做就做全美最伟大的电台工作者。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悄悄弥漫越过东海岸，飘到美国的上空。全美上下一片紧张，国家加紧备战，他和无数的热血青年一样急切希望奔赴前线。不久他被通知入伍，在军队里担任宣传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宣战，迈克再一次热血沸腾，他在遥远的太平洋战区当了两年半的海军军官。直到1946年，迈克·华莱士才回到芝加哥。随即，他又投身于播音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为盟国的兵工厂，大量供应盟国所需的军火物资令美国出现了战时经济繁荣局面，国家垄断资本有了更大的发展。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迈克的事业心更加旺盛。

　　迈克重新出现在听众的耳边，他所营造的美妙氛围让全世界的听众都为他俘获，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女性，绯闻由此不断进入妻子嘉比的耳边，家庭战争开始无休止地打了起来。绯闻以及繁重的工作最终导致迈克婚姻的破裂。

　　1947年，迈克与诺尔玛·嘉比正式分手，两年后他与电影明星芭芙携手走到红地毯上。在迈克的怂恿下，颇有表演天赋的芭芙也加盟电台，俩人一时出双入对，同时主持一个在芝加哥的姿帕斯夜总会举行的深宵清谈节目——“姿帕斯讲场”。

　　迈克和芭芙独创的以调情为主的“姿帕斯讲场”一下子就抓住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无不以谈论“姿帕斯”对话为乐事。“姿帕斯”不仅在芝加哥家喻户晓，就连远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都惊闻“姿帕斯”轰动“风城”的消息。

　　CBS高层认为迈克与芭芙这种打情骂俏似的节目正好适合在电台的日间节目播出。CBS毫不迟疑地向迈克抛去了橄榄枝，迈克此时却犹豫起来。因为在芝加哥，他不仅能享受做“大人物”的自豪，而且，他的家庭生活也相当稳定。到纽约，颠沛流离且不说，他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有所作为，万一误走麦城，那就意味着他的事业将一落千丈、覆水难收。

　　芭芙后来回忆说：“迈克不太喜欢这个想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朝野上下出现不同的声音，芝加哥地区也有所波动，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期，迈克终于克服了自己患得患失的心理，与妻子芭芙一起迁居纽约，他依然梦想着拥有一个自己的舞台，可以没有教条、不受管束地施展自己的才情和抱负。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观众敬献迈克及芭芙——迈克·华莱士和芭芙·科贝。”

　　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听众首次推介迈克。迈克和芭芙没有让新东家失望，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纽约的家庭主妇都沉迷于窃听邻居小情人的绵绵对话，而他们就是人人羡慕的那对小情人。

　　事业不断辉煌，迈克和芭芙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他们经常争吵，而争吵之后又表现得若无其事，就好像在节目中一样。人们分不清，他们是在工作中表演生活，还是在生活中延续工作。

　　1955年，迈克又一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堪忍受的芭芙终于伤心地离他而去，由此，他们共同主持的节目也因为他们的离婚而停播。

　　由“深夜追击”到“60分钟杂志”

　　芭芙走后，迈克终于领教了生活的混乱，无从收拾的家居和无从收拾的心情同时侵扰着迈克。坐在家中的迈克面对混乱的一切，开始反思：广播事业是他的终身所爱，但是当家庭失去温暖时，事业又变得沉重和虚渺，怎样做才能事事如意呢？

　　他吸烟。躲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知道以他自己现在的心境是不宜投入工作的，于是他请了长假到波多黎各海边散心。就在海边，他邂逅了女画家洛兰·佩里戈德。1955年，迈克以其真诚的情感和卓越的口才说服洛兰到纽约定居，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第三任太太。洛兰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孩子以及迈克的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并鼓励丈夫勇敢去实现他的理想。

　　这时候，纽约第五频道邀请迈克去主持晚间新闻节目。经历了两次婚变的迈克准备放弃“打情骂俏”式的风格。他不甘心自己的节目仅仅是清谈或者闲聊，这样的闲情逸致与外面风云喋变的世界格格不入。受众的兴趣变了，他们更加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仅仅沉浸在风花雪月中。华莱士了解听众的心理，他把视角转入美国社会阴暗的角落。那些根植于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让他的广播生涯发生“质变”，他准备像他年少时播演的“青峰侠”一样穿上甲胄，他以“深夜追击”为名开始向美国新闻虚伪的沉沉黑夜发起攻势。这个在世界电视史上最有争议性的栏目首先选择了全球杂志史上最有争议的《花花公子》作为开刀对象。（希望此处加一些对话）

　　《花花公子》的负责人休·赫夫纳在华莱士的咄咄逼问下显得猝不及防，他的表情尴尬，不停扭动身体似乎想摆脱被动局面，但最终没有逃过华莱士的逼问。第五频道的“深夜追击”一下子令全纽约震惊，有人称他是“荧光屏幕上的杀戮战士，他会把人撕成两半。”

　　196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考虑聘请华莱士作早间新闻报道，华莱士惟一的顾虑是哥伦比亚目前人气最旺的主持人正是他第一任妻子的现任丈夫。嘉比托人带话打消华莱士的顾虑，“他也有工作的权利，如果他希望回到CBS，这也是应该的。”

　　直到此时，在新闻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的华莱士才迈开了生命中最坚实的一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人们在战后繁荣的社会中享受安逸的生活。与这种安定的日常生活相比，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极，任何个性化的方式都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而遭受嘲讽。50年代后期，“垮掉的一代”率先冲破了这种麻痹的状态，他们否定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追求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他们沉浸在毒品、同性恋、烈酒和杀戮之中，他们愤怒、嚎叫以至哭泣。面对这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华莱士觉得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但他无从下手。

　　正当他在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噩耗传来，他的19岁的长子彼得，也是“垮掉的一代”的一员，因为内心苦恼只身一人去希腊旅行，独自坐在一处悬崖陡石上，失足坠入山涧。彼得的意外死亡给华莱士以沉重的打击。他想起彼得在去希腊之前曾经对他说，美国精神其实就是一种颓废精神，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而父亲的节目却让很多人异常激动，因为他们在父亲的节目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当时华莱士还郑重答应彼得，“凡是涉及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事，我都将深入到新闻背后的深洞中。”

　　华莱士开始行动，为了死去的儿子，也为了美国。

　　1963年8月28日，20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呼吁支持黑人的平等权利，华莱士第一时间进行新闻追踪。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围绕肯尼迪枪击案扑朔迷离的背景，华莱士和他的团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进行报道。连续四天，华莱士坐在演播室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面对屏幕直抒胸臆，把肯尼迪总统的政治立场、性格魅力娓娓道来，他甚至还不断复述肯尼迪某些讲话的内容，再现了肯尼迪总统深沉而热情的道义信念，充分展示了华莱士驾驭突发事件的能力。

　　1967年，华莱士有了新的突破，他将视线落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上。他出没于同性恋者聚集的酒吧、俱乐部，与同性恋者和吸毒者面对面地交谈，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传达美国最真实的声音。

　　70年代的某一天，华莱士和他的同事们像便衣警察一样进入一家儿童色情音像店，他以顾客的身份用40美元买下了一盘带子，拿到带子后，他突然变脸指责店主，店主知道大事不妙，力图抢夺带子，全部过程都被现场隐藏的摄影师拍摄下来。片子未经剪辑如实播出。他的二儿子评价父亲说，“他是巡逻中的警员，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上街巡逻，挥舞着警棍捕捉坑害社会的嫌疑犯。”

　　在美国动荡不安的六、七十年代，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的新闻观——放肆而张扬，真实而又深入，他与CBS的监制唐·休伊特一同将“60分钟真人真事”栏目打造成好莱坞星光幻影一样的精彩栏目。在休伊特的眼中，华莱士是个“传媒王国的异教徒，新闻行业的盗火者。”这恰恰与他设想的“60分钟杂志”风格吻合。

　　这一切都要感谢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风格，他的这种风格奠定了调查式广播新闻的标准。他勇于追问那些令人难堪的问题——那些人人想问，却又无人敢问的问题。他的风格一如既往，在与同事们的论战中，他毫不客气地抨击美国现存的新闻风气。“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才叫新闻吗？新闻工作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而且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

　　采访邓小平

　　1986年9月2日，华莱士幸运地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接触——采访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这天上午10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刚刚回来，微黑的脸庞发着亮光，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华莱士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握了握手，两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边走，华莱士一边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水银灯亮起。华莱士坐在邓小平的对面，他低头整理自己衣服同时也在酝酿要发问的问题。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

　　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68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一来一往之中展开了。

　　他为什么要采访邓小平？当年他怎么样联系到邓小平的？这些问题在18年后得到答案。2004年8月，86岁的华莱士在纽约曼哈顿西57街555号的BMW大厦接受了中国记者的访问，他对18年前的访问记忆犹新——1986年的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对西方来讲还是很神秘的，邓小平是这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领导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家电视媒体对邓小平做过专访。虽然邓小平1979年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过美国，但对美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中国仍然陌生，具有极大的收视潜力。

　　“邓小平曾经接受过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专访，但那是平面媒体。我们就是要成为第一个对他进行专访的电视媒体。事实也证明，那是他一生、至少是晚年辉煌期间所接受的仅有的两次专访。此后，他再也没有接受过。我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华莱士一边吃着盘子里的凉拌沙拉一边聊天，86岁高龄的他仍然保持着记者必备的年轻心态和反应快捷的职业习惯，而且开门见山，中心明确，丝毫没有长者的做作和名士的傲慢。

　　1986年初，华莱士在好友辛迪·瑞挺博格带领下来到中国。辛迪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1945年被派往中国执行任务，后来退出军队。1949年前后，他被怀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投入监狱。从狱中释放后，却因祸得福，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朋友。

　　华莱士一行在南方开始领略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他们慢慢了解到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景况和对改革开放的渴望。而当时，海外媒体和舆论讨论最多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而这正是他们来中国采风所要寻找的答案。

　　从南方一路畅游到北京，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采访这场改革的发起人，从他的嘴里找到答案？于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栏目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提交完申请报告后，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等在中国的采风一结束，“60分钟”栏目组就回到纽约，继续赶着他们手头的活儿，没有人再提采访邓小平的事，似乎这只是“60分钟”的一厢情愿罢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北京方面正式答复说邓小平愿意接受采访。

　　华莱士为之一振，开始了精心的准备工作。他查遍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她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从女儿的角度回忆父亲的坚强、忍耐和坚定的信仰，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为了制作节目，展示邓小平峥嵘的斗争岁月，华莱士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